4月以来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再一次加速：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，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；126名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；在刚刚结束的自民党党大会上，高市早苗明确表示要在明年党大会前完成修宪……军扩、修宪、“拜鬼”，不断冲破战后秩序的日本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

3月24日，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带刀具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，威胁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。以“村田晃大事件”为导火索的一系列事态说明，不仅自卫队内部右翼思想和极端思潮泛滥，而且日本政府对此缺乏足够的歉意和彻查诚意。

然而另一方面，日本的反战力量与和平主义势力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。近两个月来，东京国会议事堂前已多次聚集起抗议人群——3月19日、3月25日、4月8日、4月19日，上万民众高举标语，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也有穿着校服的初中生，高喊反对修改宪法、反对战争。

尽管日本社会的不同声音正在呐喊着，但从政治到社会，右翼力量仍然牢牢地掌控着主导权。面对“再进一步就是深渊”的危险局面，我们不禁要问：日本人自身究竟能否看到战争的风险？为何理性的声音如此微弱，右翼的极端思想却能够不断蔓延？面对不断加速的军扩与修宪进程，日本民众还有能力踩下刹车吗？

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曾提出“日本社会存在‘无意识的右倾化’”这一观点。他认为，右倾化的政界人士和政党以政策结果影响日本社会各行为主体，直接导致社会右倾化，而民众的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和“偏好伪装”行为，则在客观上掩盖和主观上否定了社会右倾化的现实。换句话说，在政治高层有意识地自上而下推动右倾化议程的过程中，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内化了这些立场，却仍然认为自己站在“中间”的立场上。

近期，观察者网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展开对话，谈谈日本社会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究竟是如何形成的。

【对话/观察者网 郑乐欢】

观察者网：王老师您好，此前您曾提出，日本社会存在隐性的右倾化，而您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社会存在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。请问这种“无意识”的状态具体是什么？

王广涛：我认为日本社会的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，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塑造或政治操作有关。20年前或30年前，当我们讨论靖国神社问题时，右倾化的标签非常明确：只要首相正式参拜，就会被视为右倾化的表现。但现在，很多选民认为日本首相参拜是可以接受、理所当然的，并且这些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右倾的，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态度。

因此，当我们用一个不变的标准去衡量选民自我认定的意识形态变化时，就会发现：他们在无意识中已经右倾化，却还觉得自己站在中间立场。

这实际上与政治的右倾化，或者说自上而下的政治塑造有关。它让老百姓在无形中觉得自己就是中间派，但实际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天平已经向右倾斜。这也是日本选举中意识形态与投票行为之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。

观察者网：对此，您也曾用“偏好伪装”的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，在日本社会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的背后，有哪些结构性或文化性的因素在起作用？

王广涛：我觉得从日本人的文化角度来理解，日语里有“本音”和“建前”两个概念。“本音”指的是一个人内心真实的声音，是最想表达但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；而“建前”则是场面话、客套话，或者说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话。比如在陌生人之间，对方可能会夸你“日语说得真好”，但实际上你的日语并不怎么样，这种客套话就是“建前”。

我觉得这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的“偏好伪装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他内心可能确实存在某些想法，比如对外排斥的意识，认为国与国之间是有差别的——可能觉得某些国家的人素质差一些，某些国家的人素质高一些。但在公开场合，是不太方便说出来的，因为这违背了性别、种族、民族等方面在国际社会上被视为“政治正确”的原则。

本音和建前是日本社会特有的交流文化概念图

然而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，一位美国总统都能说出我们认为非常出格的言论，这种氛围也影响到了日本。日本国内出现了参政党、日本保守党等政治势力，它们已经非常公开地表达排外立场，公开宣称“日本人很优秀”“日本第一”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多日本人也不再伪装了，开始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。比如我们最近看到很多舆论调查显示，不喜欢中国的人就公开说“我不喜欢中国”。而在过去，很多人是一边嘴上说着“中日关系很好”“中日和平友好”，一边把选票投给右翼政党。现在则不同了，他们公开支持排外主义的参政党，公开支持自民党。

所以我认为，过去存在一种“偏好伪装”的成分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伪装，选择公开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。大致就是这样一个逻辑。

观察者网：那这是顺应目前全球的一种趋势吗？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变化？

王广涛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，其实是受到欧美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影响。尤其是美国特朗普上台的契机下，美国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已经非常明确。此外，此前的新冠疫情也在客观上重新塑造了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边界感，这构成了影响日本民众的一个背景因素。再加上中日之间、或者说日本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的脆弱性，也让民众觉得中日之间因为存在各种历史和领土争端，从而产生非常强的疏离感。

这其实是有日本特色的排外主义。我觉得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导致了现在无论是在对外的认识上，还是在对中国的认识上，意识形态都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趋势。

观察者网：网络的发展是不是也催化了日本这种文化背景下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特点？

王广涛：是的。因为现在的网络政治、网络选举，以及政治家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政治诉求，都让互联网的消费主义特性得以发挥。在一些涉及民粹主义、排外主义的政治议程中，通过网络传播可以快速吸引选民的注意。比如我们讨论到的高市早苗，她就会利用互联网、社交网络（SNS）的操作来吸引选民的关注。

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日本政治的社交媒体化与右倾化已经产生了“加成效应”，不再是简单的加法，而是——不是算数指数，而是几何指数——来扩大影响力。因此我们看到高市早苗的执政支持率一直很高，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SNS上，她有很强的宣传鼓动效应。

去年自民党自裁选举时，各候选人的SNS粉丝人数统计。可以看到高市早苗在SNS上的粉丝总数远超其他人。

观察者网：那在过去历史中，日本社会是否出现过“无意识的右倾化”这样的社会现象呢？

王广涛：如果我们把今天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与过去相比，比如与当年的军国主义相比，其实这很难简单地用“右”来概括。因为日本当年军国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国家主义，就是在天皇制下，由下级军官以“下克上”的形式，通过强调自身诉求实现了军部法西斯的统治，也就是所谓的军国统治。那时政党已经不再统治日本，内阁总理大臣也都是现役的陆军、海军军官出身。这与当前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右倾化在结构上存在差异。

但本质上也不能说完全不同，因为当前右倾化或一些右翼势力的诉求，首先是要把天皇重新提到更重要的位置，这有点像回归战前日本的天皇制迹象。不过，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完全恢复战前的天皇制。另外，国家主义的倾向也很明确，这一点与战前有相似之处。但不同之处在于：战前的军国主义是自下而上的——像九一八事变、张作霖被炸等事件，都是下级士官、关东军一步步捅了篓子，从而层层推动的；而如今，很多动向是由日本自民党高层、也就是政府高层推动的，是自上而下的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差异。

那么，日本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与当前相似的右倾化现象？如果我们非要从历史中寻找类比，比如1923年“关东大地震”之后，日本国内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排朝鲜、排华现象。但战前与现在有一个根本区别，那就是：在战前，日本并不是说没有左翼，而是很少有左翼。没有左，讨论右就没有太大意义。当时共产党已被日本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党。尽管1920年代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想、无政府主义思想，但到了1930年代之后，这些基本都被压制下去了，只剩下极左的所谓“国家社会主义”——而从传统意义上讲，我们也不认为那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左翼力量。